党的教育方针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党的教育方针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长期探索,充分彰显了党关于教育事业的初心与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完善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探索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教育普及水平进入世界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力资源深度开发与知识智力贡献,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是全党全社会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齐心协力不懈奋斗的辉煌成果。
即日起,我校官方网站将推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至新时代的教育方针发展理论及历史变迁,请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教育方针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教育是革命斗争的武器——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在中国大地以星火燎原之势不断发展。北方,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南方,有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以及安源、水口山、长沙等地的工人学校。广东海丰农民学校、长沙农村教育补习班,开启了农民教育;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劳动学院,则专注于干部教育。党的教育方针,推动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广泛撒播革命的火种。通过教育,一批批工农群众逐步摆脱了旧的传统观念,接受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想,投身革命,成为骨干。
图1: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图2:湖南自修大学
苏区时期,生活极端艰难困苦,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创造了“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没有教具,墙上刷一层黄土做黑板,墨炭做粉笔,锅灰当墨汁;没有课本,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成仿吾亲自编写教材;没有老师,毛泽东、任弼时、董必武、朱德、邓颖超等担任教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道理。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四个在于”,指引着苏区文化教育实践。为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苏区中央局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小学等一批学校。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教育工作不曾中断。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物资紧张,根据地急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7年至1939年,这里相继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并开设了国语、算术、常识、美术、劳作、体育、音乐、政治、历史、地理以及社会活动、生产劳动等多种课程。
图1:陕北公学
图2:鲁迅艺术学院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鲜明阐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及新教育的构想,“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所设计的文化和教育制度框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然而,建国初期的中国,基础弱、底子薄,是一个占世界1/4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5.4亿人口中,近80%是文盲。小学在校生仅有3000多万名,中学在校生仅有100多万名,大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全国仅有10多万名。教育改革的力度决定着新中国发展建设的速度。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12月23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政策基点,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并要求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重点向工农大众敞开教育普及大门,努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1952年之后,中国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坚决改造”,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1956年,党的八大宣告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阐述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第一次将“德育”放到了首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养“劳动者”的目标。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新征程。1958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教育方针的积极探索。
1956年至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期,教育事业发展成就也非常可观。1957年至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约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1964年,正值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成就之时,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图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个现代化”,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报道“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犹如一声“春雷”,振奋万众。不论家庭出身,基础学历、年龄不受限制,已婚照样可以报考。很多在工厂里、车床边工作的年轻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骑上自行车奔走相告。从此,大学的校门重新向社会打开,一个公平竞争的时代到来了。570万考生走进尘封10余年的高考考场,27.3万人最终步入大学校园,恢复高考成为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点。
图1: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报道《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图2:1978年,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